！这年头，人都没粮吃，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？但没办法，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。谁家完不成任务，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。

没有人喂得起猪。队里没办法，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，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。公社通了人情，说可以，但必须用绵羊来顶。一年下来，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。

看来这不是办法，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。

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地开会，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。金俊山提出，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，一人应承喂一口猪，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。但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：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哩！我们没能力！再说，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，还带这个头！你要带你带吧！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，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！

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圪崂里，再不吭声了。

还是孙玉亭有办法，提出用抓纸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大家想来想去，再没有好办法，就只好采纳了孙玉亭的建议。

抓纸蛋的时候，全村人象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。一个个提心吊胆，用颤抖的手，在大队办公窑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老碗里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，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蛋。有的人展开纸团，笑得鼻子涎水都顾不得揩；有的人一下子脸象黑霜打了一般；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。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亭，几乎年年能“抓”到一头猪，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。

到了年底，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，吆到石圪节去交售。为了达到标准斤称，交售的那天，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——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称。但是，由公社粮站和石圪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，也不是吃素的。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，决定猪吆来后，先不过秤，集中圈在一起，等屙尿完了再说。于是，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，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。那些日子，石圪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。他们实在没办法，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，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块。

直到后来，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。县上没有办法，决定谁养猪，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。

农民这下子高兴了，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，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。如果按往年的喂法，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。于是，人们又要抢着喂猪。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，没办法分配名额。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劝孙玉亭方式”，人们又象占卜命运似的，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。抓到猪的眉开眼笑，抓不到的满脸丧气。遗憾的是，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，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。

但是，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。因为补贴了粮食，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，用“往年喂法”喂成的猪，一个也交售不了，只好吆回来，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，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。

从此以后，人们谈猪色变，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。一年下来，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。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制定了个“土政策”，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，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

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，孙少安心想：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，还有不少荒地，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，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。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，沟坡圪崂，零零碎碎，也没办法准确丈量，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。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。因为大家知道，用眼睛“量”过的地，只能多不会少。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。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，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。这年头，个人的地多出一分，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——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，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。人们已经饿慌了，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？

但大家都知道，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——这两位“革命家”都在一队。

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，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。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，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。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，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——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，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……的确是这样。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“有问题”，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。他是个有头脑的人，知道这事众人拥护，他要是出面纠正，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，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！再说，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，和众人过不去，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。退一步说，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，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，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！

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，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，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，田福堂突然心一动，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