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小小的地下室简直象个甜蜜的家。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想我们四个人有朝一日还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吗？也许在纽约？”

“比你预料的要快。”

“上帝可听见你亲口说的。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。”

十一点半，军用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使馆；散了架的老汽车摇摇晃晃，沾满了尘土和烂泥，灰色的喷漆已经很难辨认了。汽车一到，挤在草地栅栏里的一百多个美国人就欢呼起来，并且唱起我来到加利福尼亚之类的小调。波兰籍工作人员，大多数是女秘书，都很难过，她们开始递送咖啡和点心。

“看见她们我觉得很惭愧，”娜塔丽对拜伦说。这时正好有两个波兰姑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走过，脸上勉强堆出呆板的笑容，眼眶里闪着泪花。

“有什么办法？”拜伦饿了，咬了一口发灰的粗点心，做了个鬼脸。点心吃起来有一股生面和纸灰的味道。

“一点办法也没有。”拜伦说：“马克-哈特雷被德国人吓坏了。你呢？”

娜塔丽的眼睛突然一闪。“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我有美国护照。他们不知道我是犹太人。”

“那好，别告诉他们。我是说，别突然充英雄好汉什么的，好吗？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逃出地狱。”

“我不是笨蛋，拜伦。”

一位波兰军官喊了一声，门开了，美国人蜂拥上车。有些人年纪太大，爬不上去，有些人想多带行李，波兰司机和军官都很着急，很不耐烦，也没有人负责。于是人们喊的喊，抱怨的抱怨，有的哭哭啼啼，有的挥着拳头，但是大多数人尽管饿着肚子，也很不舒服，但因为即将动身，感到很高兴，仍旧继续唱歌、说笑。卡车鱼贯地驶出。最后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，车前挡板上挂着美国国旗，车里坐着斯鲁特、他的三位最高级助手和两位助手的妻子。波兰籍女秘书都站在大门口，挥手告别，泪水顺着她们的面颊流下来。拜伦和娜塔丽彼此紧紧地搂着腰，在卡车里颠簸。斯鲁特让娜塔丽乘雪佛兰轿车。她摇了摇头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炮火依旧非常猛烈，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，三小队排成v字的德国轰炸机在中午烟雾弥漫的天空缓缓低飞投弹的爆炸声，还有波兰高射炮隆隆的炮声。汽车在被炸坏的街道上，在两边都是黄色楼房的狭窄的夹道里走走停停，有时为了躲过弹坑和坦克车辙，只好绕到人行道上行驶，有一次因为刚刚倒下一幢楼房挡住了去路，不得不开倒车退出一条大街。

在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头，聚集着悬挂各国国旗的使馆汽车。桥上停满了撤退人员的汽车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在华沙大约有两千多名中立国侨民，显然他们人人都打算离开。拜伦不停地看表。又开始朝前移动了，但是车走得特别慢，他担心一点钟不能赶到出发地点。德国炮弹继续呼啸而过，落到河里，掀起一个个喷泉，河水有时落到桥上和汽车上。显然，德国人认为如果在停火前一刻钟把中立国侨民十之八九消灭在桥上，那是易如反掌。车队最后停在有一尊石鹅的校舍旁边，附近是一个堆栈。拉科斯基上校和瑞典大使并排站在路当中，向每辆卡车上下来的人大声发着指示，并且把油印通知散发给他们。拜伦看见人人都在索取他绘在蜡纸上的草图，老老实实地照着临摹，连潦潦草草画下的三座教堂也都照样画下来，拜伦因为这些画出自自己的手笔，感到颇为得意。

学校周围树林中的炮声依旧不断，但到一点欠五分钟时，炮声开始稀疏了。一点整大炮都沉静下来。这时只听到撤退人员在公路两旁用各国语言高声谈论。拜伦还能听到小鸟和蝈蝈之类的叫声。他深深感到蝈蝈的叫声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和平生活的声音。扩音器里轮流用各国语言播送最后通知。一群群中立国侨民提起箱子，顺着公路下坡去。最后扩音器里用带着浓重波兰声调的英语播送道：“请不要走散。遇岔道口不要走错路。德方通告，凡是在三时前未能到达坎托洛维茨教堂的，德方概不负责。波兰方面也不能负责。即使老年人步行一小时也完全可以到达该地点。敌人无疑将于三时重新恢复炮击。我们也将从一开始就用最强烈的火力予以回击。因此，请加快速度。祝大家平安。美国万岁。波兰万岁。”听到广播，美国人都提起箱子朝无人地带走去。

前两三百码跟布拉赫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再往前走，柏油公路就变成狭窄的土路，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。他们经过被炸毁的房屋。牲畜栏里没有牲口，偶尔有一只被遗弃的小鸡咯咯叫着，到处闲荡，或是几只猫悄没声儿地跳来跳去。道路伸进树林，阳光透过叶丛投下黄绿色的光柱。美国人的领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圣公会老牧师，穿一身圈翻领的黑衣服，每逢十字路口，他都要对照一下拜伦绘的地图。根据拜伦计算，他们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下，在两军沉默对峙的中间地带缓缓步行，整整耗费了一个小时。他事后回忆起来，当时简直象和平时期在秋天飘散着花香的树林里结伴游玩一样。肮脏的路上和树林里，到处都是蓝色、桔红色和白色的落花；鸟儿嘁嘁喳喳叫个不停；周围又是一片奇妙的